1976年10月覆灭，中国进入一个欣喜而开放的转型阶段，国门逐渐少有顾虑地向外打开。据北京市第一服务局1978年1月27日上报的《一九七七年接待内外宾住房情况》显示，1977年邀请的外宾、来华旅游的宾客比往年明显上升，外宾全年团数1921个，人数37678人次；国际旅行社外宾团数1146个，人数30933人次，委托9727人次，共40620人次。然而，作为主管全市宾馆接待业务的领导部门，市第一服务局上报此报表，更多的是一种急迫的焦虑和行业的无奈。

  最要紧的是，由于长时期闭关自守，国力衰弱，宾馆建设停滞不前，首都地区仅有北京、新侨、前门、民族、友谊等几家外事宾馆用来接待外宾，住宿的尖锐矛盾很快暴露出来。1978年2月24日市第一服务局报告称，“我局拟住外宾饭店共有客房2412间，床位4817个，扣除常住外宾用房400间，800床位，实际能用于接待临时外宾的房间为2012间，4017个床位。按正常容量可住外宾1870人，工作人员600人；按最高容量可住外宾2990人，工作人员650人。”（见《关于拟接待外宾用房统计表的说明》）制表者说明，正常容量是指基本可按接待规格安排住房，三个外宾用二间客房。而“最高容量”则是饭店住宅达到饱和状态，大多数外宾需要二人住一间，还也许会出现外宾等客房的现象。

  第一服务局当即给市革委会发出告警的信号：“今年来京的外宾，据外事部门的统计，将达十五万人之多。按外宾在京停留六天计算，从三月份起，每天在京外宾约三千五百至四千人，最高峰时将达六千人左右。”“当前外宾用房和国内会议用房的矛盾已很尖锐，就三月份而论，如不把友谊宾馆和前门饭店拿出来接待外宾，即将出现外宾到京无房子住的局面。”（见第一服务局1978年2月23日致市革委会《关于外宾用房情况和我们的建议》）

  外交部曾发出一件内部通报，预测3月17日至4月6日期间，每天有临时到京的外宾约3200人，最多一天高达3900人。第一服务局马上向上级汇报说，经过挖潜和加床加位后，尚有1000多外宾安排不下。市外事办就此召开外宾问题座谈会，市里领导发话，要求将越南等国过往留学生的住房任务移到市属外国实习生招待所承担，以腾出有关饭店床位，多接待旅游外宾。（见第一服务局1978年3月8日致市外事办《关于越南等国过往学生用房问题的报告》）外国实习生招待所是极其简陋的内部接待点，只能接待越南留学生这样层次的短暂停留外宾，第一服务局就以如此腾挪的小动作“挤压”出一些床位。

  首都汽车公司三场长期承担各国零散外宾出租汽车的任务，有运营汽车344辆、司机342名，曾在各外事饭店租用46间客房，供司机值班和办公使用。因外宾猛增，客房吃紧，各饭店只得逼迫首汽公司退出所有租房，“要一律搬出，以解决外宾住宿之困难”。（第一服务局革命领导小组1978年3月8日致郑天翔、赵鹏飞并吴德《关于解决司机值班用房的报告》）这样造成数百名国营出租司机居无定所，队无队址，情急之下，首汽公司只能无望地恳求市委领导能否从前三门统建宿舍中拨给五十间用房，以解决燃眉之急。

  进入4月份后，被逼无奈的第一服务局对外态度趋于强硬，摆出倘若出事“概不负责”的姿态。4月30日，第一服务局明文告知国家旅游总局：“当前在没有新建饭店的条件下，要采取控制措施，请你单位安排住我饭店的外宾人数，五月份日容量不超过2000人（其他单位1200人）。否则，超过饭店容量，外宾无处安排，造成不好政治影响，我局难以负责。”（见第一服务局1978年4月30日致中国旅游事业管理局《关于请控制由我局接待的旅游外宾人数函》）外贸部要举办两次洽谈会，一是日本服装针棉织品洽谈会，拟邀请日商50家共250人左右；二是港澳地区服装洽谈会，欲邀请港澳客户220人，连同各口岸分公司及驻港澳贸易机构人员，共300人左右。第一服务局一口拒绝，回复中称，“目前外宾日流量经常在3000人以上，不断出现外宾抵京不能马上进入房间的情形”，“经我局反复研究，确实无力安排，建议改在外埠举办。”（见第一服务局1978年5月10日致外贸部《关于承担不了在北京举办对港澳地区服装洽谈会和举办对日本服装针棉织品洽谈会任务的函》）

  到了当年5、6月，经过对各宾馆再三调整和压挤，市第一服务局提出最后的接待预警线多间，日住外宾最高容量为3700人左右。但是，到了6月底，接待险情环生，第一服务局被迫向上级连连告急。

  6月下旬，中联部、外贸部、旅游局、贸促会、对外友协和华侨旅行社先后向第一服务局报来各自的外宾来京用房计划，国家体委、中国科学院未报上来，第一服务局派人询问，他们说：“现在还搞不清楚。”强势的外交部、国防部外事局未回应第一服务局，一直拖着不报数字。但仅仅是统计其他单位已报来的外宾数字，就已经大大超过饭店容量的警戒线日来京外宾5261人，超出饭店容量1661人；9月份几乎每天来京外宾都超出饭店容量一千至二千余人，最高的一天为9月13日，来京外宾高达5877人，超出饭店容量2277人，已经到了不能承担的境地。（见市第一服务局1978年6月27日致王磊、吴庆彤《关于一九七八年下半年外宾用房计划情况的报告》）第一服务局紧急吁请中央及北京市相关领导小组开会，“研究来京外宾的平衡工作”。

  很快，这个领导小组被定名为“北京外宾华侨用房统筹安排小组”（后去掉“华侨”二字），由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牵头。从此，这个小组频繁开会，在各单位之间搞平衡，逼迫大单位压缩数字，而各单位代表则费劲口舌争名额，相互让对方退让。开一场这样的协调会往往舌干嘴燥，让各自背负重任的单位领导及代表苦不堪言。

  在北京市第一服务局的坚持下，北京外宾用房统筹安排小组首次会议总算于7月2日上午召开，会场设在里的国务院东会议室，由吴庆彤和负责商贸的北京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磊主持。到场的多是相关单位的领导人，其中居然有中联部副部长张致祥等这样老资格的部级官员，显然他们是为了加重发言的分量而来的。

  第一服务局副局长田琼在会上首先介绍说，北京日住外宾最高容量为3600人左右，根据预报计划，7月份有二十天超出饭店容量，7月19日超出1356人。8月份有二十八天超出饭店容量，8月22日超出1661人；9月份有二十九天超出饭店容量一千至二千人，9月13日超出1883人；11月份有二十天超出饭店容量，11月13日超出1580人。田琼表示，七至十一月份的主要矛盾是外宾来得多，北京的饭店少，来京外宾住不下，势必造成不好政治影响，建议控制来京外宾人数和推迟来京时间。（见市第一服务局1978年7月《北京外宾、华侨用房统筹安排小组会议纪要》）

  考虑到1977年全年外宾17591人，其中旅游外宾有11985人，占近七成。所以小组会议经过一番研究讨论之后，第一刀首先砍向旅游总局，大力压缩来华的旅游团队和人次，规定每日在京旅游外宾人数不能超过2000人。其次，外贸部系统来京外宾，每日在店人数不允许超出500人。除此之外，其他各单位的外宾，每日在店人数不超过500人，再加上常住外宾每日500人，委托零散外宾（各驻华使馆介绍的外宾）每日100人，共计3600人。这个强硬的数字规定，让一些涉外单位倍感局促和不安，在会上争执许久，也苦于现状的困窘而徒呼无奈。

  为了应对困局和平衡需要，外宾用房统筹安排小组做出决定：“今后来京的华侨由华侨大厦、华侨饭店和北京市实习生招待所解决，第一服务局所属饭店不安排华侨住宿。”同时除了现有五个饭店全部用于接待外宾之外，决定再增加和平宾馆接待旅游等外宾，每日可安排150人至200人。和平宾馆居然可增容200人，也是当天会议上最让人欣喜的一条消息，也是主事者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一个“安慰手段”。

  谈及最关键的外宾来京数额平衡问题，最后由会议主持者拍板，敲定这么一个省事的凑合方案：旅游总局必须压缩700人，外贸部系统压缩200人，其他单位压缩100人。还附加一条内部规定：“在来京外宾高峰时，工作人员要尽量不住或少住客房，安排住会议室。”会后，各饭店迅速搬走会议室的桌椅板凳，临时搭起简易床架，床与床紧挨，空间狭窄。第一服务局对此称之为“压缩陪同、翻译人员的用房，千方百计地挖潜力”。

  情急之下，第一服务局曾经动过收回原属自己的国际饭店、西郊宾馆和虎坊旅馆的念头。这三家饭店先后被割舍，有着奇异的政治原因。六十年代初期以来，不断筹建新的党政机构，办公人员增加甚多，因经济困难，又一时兴建不了办公楼，只得依靠中央的权势占据或借用北京市的饭店。1961年中央又恢复华北局的组织建制，一声令下，占用整座的西郊宾馆作为其临时办公处所，成了衙门重地，后来华北局机关搬到白塔寺新盖的大楼，西郊宾馆依旧被华北协作区机关和八机部占用。1965年外交部用房紧张，叫苦连天，经过对做工作，竟然批准把国际饭店借给外交部使用，到了1978年已经变相成为外交部的干部宿舍。而虎坊旅馆临近北京市京剧团，因京剧团排练样板戏《沙家浜》等作品有功，为解决编导、演员的休息问题，文革中一些顺手把虎坊旅馆划给京剧团当了宿舍。

  第一服务局打着“缓和今明年外宾用房的紧张程度”的旗号，急迫希望收回这三家饭店。他们在报告中声称，这三家饭店共有床位1500个，如能早日腾出，加以修缮，就可作为接待外宾和会议急需用房，投资少，收益快。他们还为三家饭店的腾退用房问题设计一个想当然的办法，就是在前三门国家统建房屋中加以解决。（见第一服务局1978年2月23日致市革委会《关于外宾用房情况和我们的建议》）

  富有政治经验的市革委会副主任郑天翔为文革前的市委常务书记、彭线年复出，通晓官场上下运转的内情，当然知道收回饭店的难度，明白北京市在此类事情上一向难有作为，他只是3月25日在第一服务局的报告上平淡地批了几句：“收回那些旅馆，要由市里原主管部门去交涉。动用前三门房子，则不可能，因为早已有了主了。”

  言辞的指向既含糊又清晰，让原主管部门去向中央部门“交涉”，这本身就是文革政治生态酝成的犯难之处。前三门统建房子的分配权都是中央“钦定”或内定，根本不容北京市过多插手。此后，第一服务局再也不提收回这三家饭店的建议。

  北京外宾统筹安排小组7月2日开会后，第一服务局对会后的工作 效果做了简单评估，感觉比预料的要好许多，认为各相关的单位比较重视，对7月份来京外宾人数进行了压缩，调整后来京外宾基本与饭店容量相符，7月份来京外宾最多的一天是18日，为3825人，超出的人数不多。报告中尤其表扬了旅游总局，调整压缩后，7月上半月旅游外宾来京实际人数超出预定2000人的只有三天（7月4日2288人，5日2207人，7日2029人）。报告也委婉地批评说，外贸部上半月邀请的外宾在京人数每天都超出500人，增加了不少工作难度。

  抱着侥幸的心绪度过了7月份，又得遭遇可怕的8月夏季高峰期。早在6月27日，市第一服务局向王磊、吴庆彤递送《关于八月份来京外宾预报情况的紧急报告》，内中称，有二十八个接待单位上报了8月份来京外宾的预报用房计划，有二十五天超出饭店容量，其中的8月17日预报来京外宾5077人，超出饭店容量1277人。这个月国家体委要举办北京国际男子篮球邀请赛（8月4日至8月16日），外宾160人，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8月24日至9月8日），外宾180人。外宾人数并不多，但是国家体委却直接要求将参加两次国际比赛的外宾安排在最为紧俏的北京饭店。

  第一服务局只得吁请上级领导出面开会，将8月份来京人数每天压缩到3600至3800人左右为宜。王磊无奈地在报告上照例批复几句，近乎牢骚，而且每次批复的词意相近：“饭店客房就是那么多，这样的一种情况各单位同志是知道的。因此请你们以局名义将情况向各单位书面汇报。客人控制数按上次定的数办，旅游人数最多可提高到2200人左右。”

  面对数字高涨的九、十月份外宾来京数字，领导服务业多年的王磊一筹莫展，下笔批复时甚感为难。到了9月份，经过内部压缩，各外事饭店接待外宾的人数小有上涨，容量可达3800人。但是，相关的单位外宾用房计划上报后，第一服务局发现9、10月各有28天超出饭店容量，最多的一天是9月13日为5863人，超出饭店容量2063人。（见市第一服务局1978年7月27日《关于九、十月份来京外宾用房安排意见汇报》）他们在报告中再次重申，为了“不造成不好政治影响”，各单位一定要严格按北京外宾用房统筹安排小组会议7月2日纪要执行。

  最为恐慌的是，9月2日至9月16日举办日本金属加工和建筑材料展览会，参展的嘉宾有400人；10月20日至11月3日农机展览会到会的外宾高达1350人，会期长达半个月。王磊和第一服务局会商后无计可施，只得含糊地应付道：“最好推迟到十二月份或改到外埠举办，请贸促会考虑安排。”

  此议很快遭到贸促会的坚决拒绝，贸促会负责人王耀庭亲自给王磊写信，解释为何要在北京举办的理由：“据我们所知，除北京以外的任何城市，现在都没有条件接待这样的大型展览会。北京的十二月份，正值严寒季节，在室外举办农机展览根本不可能，一个多国参加的展览会，对内、对外涉及的面很广，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各国展品已经发运，如改变展出时间或地点，对外势必造成很坏影响。所以，外国农机展览会展出的时间和地点无法变动。”（见贸促会王耀庭1978年7月11日致王磊《关于外国农业机械展览会外宾用房事》）王耀庭在信尾客气地表示，考虑到外宾用房的困难，我们已积极研究同各展出国协商，尽量压缩一些人数，但因展出工作的实际要，能够压缩的人数也将是有限的。

  王磊接信后万般无奈，到处商量也苦于无良策，放置几天后他用铅笔批道：“看来非在北京办不可，届时实在住不下，可安排在西苑饭店，请与贸促会联系安排。”不起眼的西苑饭店成了最后的“救命”一招，一下子成了各方瞩目的焦点。

  王磊为贸促会推荐了西苑饭店，第一服务局首先表态积极，承诺将在8月份尽快启动该饭店维修粉刷工程。7月20日，贸促会派人前往察看，大失所望，认为该店设备条件太差，当场就不同意安排在西苑饭店。贸促会不少基层办事人员对于该饭店多是不愉快的回忆，过去曾安排外宾住过，因设备过于简陋，外宾难以承受集体如厕、淋浴，住了一宿就坚决提出搬家，幸好人数不多，贸促会只得另外作了住宿安排。

  主管贸促会的外贸部于8月8日正式向市革委会发公文函件，阐明为何不可以使用西苑饭店的理由：“西苑饭店原供内宾住宿，住房内无卫生设备，厕所和盥洗室均为楼层共用。来展外宾，除一部分系厂商雇员外，大部分系经济贸易界的中上层人士以及专家、教授等，身份较高。而且住的时间比较久，一般二十天至一个月。”“如果现在安排一千多名来展外宾住西苑饭店，到时不愿进住或进住后提出搬家，我没有办法解决，必然造成混乱，政治影响很坏。”（见外贸部1978年8月8日致市革委会《关于来华展览外宾用房问题的报告》）外贸部的报告绵里藏针，句句“威逼”市委，提前预制了“政治影响很坏”的大帽子，希望第一服务局“统筹考虑，另作安排”。他们暗地里的意见是要求压缩其他单位来京外宾人数，或者安排别的单位的外宾居住西苑饭店。

  市委接到外贸部的公文颇感棘手，王磊只能想到与旅游总局协商，让他们采取临时措施，压缩同时期来京的旅游团队的份额。同时，抱着“能否安排一些旅游外宾入住西苑饭店”的期望，第一服务局副主任田琼私下征询旅游总局负责人李权中、卢绪章的意见，他们也嫌西苑饭店设备条件过差，房间没有相应的卫生设备，“如接待旅游外宾将会造成不好影响”。

  第一服务局并没放弃，试图与相关的单位协调，争取安排一些外宾入住西苑饭店，以便腾出更多的床位，但屡屡碰壁。8月14日，在王磊的支持下，第一服务局直接写信给吴庆彤，建议再次召开一次紧急协调会议：“西苑饭店的维修工程和接待外宾的各项准备工作，目前正在积极地进行，但由于条件较差，各单位不愿将自己接待的外宾安排进西苑饭店，来京外宾总人数又压缩不下来，预计在九、十月份外宾用房安排上将遇到矛盾。因此，建议吴主任，召开一次平衡安排会议。”（市第一服务局1978年8月14日致吴庆彤《关于北京十二国农机展览会外宾用房问题的报告》）信中又再次预警：“预计九、十月份各单位来京外宾高峰时仍达五千余人，与饭店最高容量3800人左右相比，尚差千余外宾没有地方安排。”

  到了最紧张的9月份，第一服务局祭出厉害的一招，就是各接待单位超出纪要规定数的来京外宾，只能安排住在西苑饭店。第一服务局表态说，西苑饭店今后“要努力改善服务态度，提升服务质量，弥补设备条件之不足”，但还是事先摆明该饭店现有的落后状况：“该店设备条件差，仅有集体公用的卫生间、淋浴设备，请各单位事先必须对外宾做好解释工作。”以西苑饭店的设备劣质来吓阻超标的各接待单位，也是饭店主管方最为唬人、粗暴、无力的一着棋。

  随着国家经济形势转好，对外窗口逐渐敞开，初冬以来外贸进出口业务量骤然增加，不少国家经贸人员纷纷来京洽谈，外贸系统的来京外宾突然超过其他类型的外宾。第一服务局见招拆招，开放友谊宾馆东北区、和平宾馆作补充之用，使外宾人数超标问题“可以过得去”。知晓内情的王磊赶紧批示，以上级的身份出面劝阻：“（友谊宾馆）东北区不宜接待外宾，尽可能不要安排。”但第一服务局无法服从，咬牙坚持“必须开放”的艰难决定，对所谓的“不良影响”只能不管不顾：“由于这两个宾馆的客房设备简陋陈旧，很多外宾都不愿住，而我们又没有好的客房，在外宾人数来多时还得安排住这些客房。”（见第一服务局1978年12月14日致王磊、吴庆彤信件）

  12月份，精疲力尽的第一服务局再也无力协调，不知哪位高手出招，建议干脆把矛盾下沉，采取了由接待单位直接与有关饭店挂钩、实行包干的办法，各接待单位首先与饭店联系好，然后根据饭店实有房数签订外宾用房合同。由此确定1979年上半年外宾用房安排的一揽子方案：旅游外宾1000人，600间客房（北京饭店200间，可住外宾400人；友谊宾馆南、北配楼378个房号、718个自然间，可住外宾600人)；外贸部系统外宾800人，775间客房（北京饭店200间，新侨饭店200间，友谊宾馆主楼275间，民族饭店100间）；各部委等接待外宾单位800人，600间客房（北京饭店200间，前门饭店300间、民族饭店100间）；常住外宾500人，500间客房（北京饭店148间，新侨饭店124间，民族饭店228间）；委托零散外宾200人，174间客房（北京饭店50间，前门饭店84间，民族饭店40间）。（见第一服务局1978年12月14日致王磊、吴庆彤《关于一九七九年上半年外宾用房安排意见的请示》）这个方案明显压缩了单一型的旅游外宾人数，抬高外贸部和其他部委的经贸外宾人数，以适应刚刚起步的中外贸易发展的刚需要求。

  包干方案的实施，初步转移了困扰第一服务局多年的工作难题，让接待单位与各饭店对接，有房间就接待，无房间免谈。实际上还是解决不了不断上涨的外宾人数的问题，只是各接待单位把“焦虑的火气”都转移到相关各饭店。

  从全局上说，第一服务局还是逃脱不了接待的主责。1978年底，国家旅游总局通报说，1979年3月上旬，全球享有盛名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号游船载来游客1200人，分两批来京，最好安排在北京饭店新楼。同时贸促会预报，1979年有南斯拉夫、菲律宾、英国等三个国家的展览会在北京展出，其中6月英国能源展览会外宾约有700人。这又令第一服务局上下陷入抓狂的境地，他们第一时间向吴庆彤告急，要求各接待外宾单位“互相支持，互相协调”，“必须压缩其他来京外宾人数600至700人”，否则届时“还是解决不了全部用房”，无法安排游船的尊贵客人和展览会的参展来宾在北京住宿。

  一条外国游轮的到来，竟会使中国首都的饭店接待手足无措，会触动一个国家多级行政机构为此焦虑考量，还得生硬下令其他系统减少同期来京外宾人数，这是游轮的游客们在世界各地游历时所没有遭遇过的。

  面对各接待单位的责怪和抱怨，第一服务局屡次以书面方式表达某种程度上的歉意和内疚，也希望相关各方能理解他们的难堪之处。他们的行文常常这样表述：“我局所属饭店由于受的干扰破坏和其他种种原因，在经营管理、服务水平、饭店设备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我们要继续揭批的反革命罪行，拨乱反正，提高服务水平，紧跟大干快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好形势，不断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的品质，千方百计挖潜，力争多接待外宾，更好地完成接待任务。”把存在的问题归结于的干扰破坏，揭批的滔天罪行，大干快上实现四个现代化，这都是当年最常用的政治术语，也成了第一服务局最好的对外“搪塞”借口。

  1978年百废待兴，中央及各部门迫切需要举办全国性会议来振兴士气、规划方向，在京召开诸多会议成了当年安邦治国的显著特征，这也对北京原本脆弱的饭店业形成更大的冲击力。

  1978年4月，中央各部委与市第一服务局接洽，要求安排的专业会议共40个，与会者约23450人。第一服务局动用了北纬、西苑、友谊东北区、香山等内宾使用的几处宾馆，也只能提供3500多个床位。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领导人看了申报名单后，依据批复申请报告的的权力分量，大刀阔斧，砍掉23个会，也就取消20130人开会名额，只确定安排7个会，有3200人到会。（见第一服务局1978年3月20日致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四月份专业会议用房安排意见的报告》）

  被准予召开的这七个会，事前申请报告均都是中央主席、副主席批示同意的。规模最大的是教育部主办的全国教育工作会，与会者多达1000多人，会期为4月10日至5月30日，人数与会期都是超大、超长型，对于今天来说是不可思议之事。此大型会议由主席、、、、副主席、、方毅副总理先后会签批准的，参与批准的领导人数是最多的；其次是五机部的兵器工业学大庆会，与会者800人，由主席、副主席、、陈锡联、、王震、谷牧副总理批准召开；接下来，国防科委研制巨型电子计算机会，到达会场者550人，历时一个月，会前呈报、叶、邓、李、汪副主席、副总理批准。而中宣部召集的全国宣传工作会预备会，与会者预计350人，会期两周，开会报告由、叶、邓、李、汪副主席、乌兰夫共同签署。相对规模较小的专业会，如国家物资局的燃料管理会，320人到会，会期15天，获得、谷牧副总理同意；新华社驻国外分社长会，200人到会，会期长达一个月，也由，叶、邓、李、汪副主席签阅认可；国家物资局的燃料管理会，约有320人，会期半个月，获得主管领导、谷牧副总理批准；人民银行的全国银行长会，规模最小，才100人左右，会期十天，也是由副主席、、、签名同意。

  这些高层工作会议多半在北纬饭店举办，这家饭店早已成为内部开会的常规场所，也是坚决拒绝外宾入住的饭店之一，会议期间安保措施非常严厉。

  不获同意召开的专业会议多达23个，第一服务局在报告原稿中有两句透露内情：“其中有副总理以领导批示的会17个，一万一千八百二十人。”这能看出层事前批复召开的会议的大致规模，看到会议潮在首都的汹涌程度，这句话后来成稿时被删除。

  在未被批准的会议中，最为庞大的是三个部委的工业学大庆会议，铁道部预报参会者达4000人，会期10天，而二机部有1800人，会期20天，国家计委的人数只有430人，但会期长达25天。在未被批准召开的会议名录中，各部委专业会议的出席人数、会期也是把第一服务局惊扰不轻，如国家标准计量局的标准计量工作会，800人，18天；国家建委开基本建设会，500人，20天；计委物资总局的全国节约工作会，500人，15天；六机部代号09会议，500人，20天；国家海洋局，四学代表会，370人，15天；国家建委，外事工作座谈会，300人，20天；国家劳动总局，防尘防毒工作会，260人，15天；全国海上安全指挥部，海上安全工作会，180人，10天；炮兵司令部，炮兵科研会议，130人，15天；总参通信部，干部工作会议，100人，12天；三机部，电子计算机应用座谈会，80人，12天。（见第一服务局1978年3月20日致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四月份专业会议用房安排意见的报告》）工作部署性质、科研、军队类别的专业会议骤然增多，也从侧面表明国家百废待兴、开始启动的新气象。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中央召开令人瞩目的全国科学大会，规模宏大，成了当年政治开放、与知识分子和谐互动的一时盛事。此次大会占用了几家大饭店，迫使会议期间只剩下北京、新侨、民族、和平四家饭店能接待外宾，总共留有客房1640间，3154个床位，这其中还包括常住外宾已在饭店占用的400个房间，800个床位，就意味着与预报的数字相比，尚有外宾2000余人来京后安排不下。

  第一服务局党委多次召开四个饭店领导人参加会议，反复商讨，局党委强调“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革命精神，全力以赴，想办法，挖潜力”。最后想出的办法是，“拟在民族饭店的套间房内和新侨饭店部分房间，每间增加一个床位，北京饭店中楼的每个房间增加二个床位。这样，四个饭店最大限度可住临时外宾约2000人”。如果此措施可行，就需要绝大多数外宾需要2人住一间，还有一部分是3人或4人住一间。但是如按外宾日流量最高达到3600人计算，仍有1500余人没有住处。（见第一服务局革命领导小组1978年3月10日致市革委会《关于在全国科学大会开会期间来京外宾住房问题的紧急报告》）

  外交部曾向中央单独呈送《关于在全国科技大会期间来京外宾住房安排情况的报告》，提出了将4个外事饭店的床位增加到3498个，最多安排3100位外宾食宿的安排意见，此报告获得国务院领导的同意。因事先没有良好的沟通，第一服务局对外交部这个一厢情愿的报告大为恼火，自己演算只能住2000位外宾，外交部居然充做外行，大胆地向中央提出能住上3100位。商讨再三后，第一服务局坚决向市里报告称：“我局四个饭店接待这样多的外宾，确有实际困难，请市革委会再向国务院领导同志报告，对外交部所提的办法加以研究。”报告原稿中有“尽最大的努力，亦无条件完成”这样带有情绪的气话，后在最后定稿中删去。

  在报告中，第一服务局首先摆出哀兵自衰的姿态：“由于我们人力、物力不具备条件，势必降低外宾接待规格，影响服务的品质，可能引起外宾不满，给国家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他们在列举事实的基础上强调，如果在房间内过度添加床位，就会给外宾造成一系列的生活不便，第一是“除北京饭店新大楼外，其他饭店管线因年久失修，洗用热水供不上去，上电梯以及用厕所都要形成排队”；第二，“外宾吃饭要排队，等候时间过长。如将饭送到房间，服务员、厨师、餐具都没有那样多，而房间也没有吃饭的地方”；第三，“安全保卫工作将受影响”；第四，“增加的床位和卧具等一时没有办法解决”；第五，“车辆和司机也不够用”；第六，“翻译人员的用房，挤在楼层会议室，睡地铺，但是外宾多，工作人员也多，会客室也将容纳不下”。罗列这几条之后，第一服务局最后照例表态，“存在的这几个问题，我们也解决不了”。

  第一服务局毕竟比外交部更了解一线实情，知悉饭店内部的诸多苦衷，譬如说，“民族饭店因单间房小，不能加床。北京饭店新楼等如搬出设备加床，家具物品无处存放，且室内设备不齐全，将影响外宾使用。”而外交部起草文件的笔杆子们哪能知道外事饭店内部的这一些行业难处。

  外交部只能与第一服务局开会协调，最后还是强硬地采用以往的实用老办法，从实际控制外宾来京的人数入手，规定旅游外宾累计日流量最多不超过1400人，外贸部及所属公司接待的外宾不超过300人，其他单位接待的外宾不超过300人。以“牺牲”别的系统外宾来京名额，来暂且渡过科学大会期间的外宾居住的难关。

  一个这么大的国家的首都，接待三四千名以上外宾的住宿都成了政府部门过不去的门槛，心惊胆战，疲于应付，在世界旅游史饭店史上都是难以回首的一页。因“文革”政治运动的阻碍和破坏，经济发展长时段停滞，国力积弱而衰，在国门封闭的岁月还能苟且而过，但是一旦向外开放，北京旅游业就只能以这样的困顿和破败的景象面向全世界的来宾，承受不住对外交往中那种正常生长的工作分量。

  1978年是承上启下、乍暖还寒的特殊年份，既能看到极左运动后遗症的危害，又能见识改革时代转型的艰难，外事饭店作为社会的窗口而显得极具典型性和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