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期间，某城市八岁小男孩点炮仗扔进化粪池炸飞汽车的事件，引发社会热议。一时间熊孩子少教养祸害不浅的言论不绝于耳，更有传言说孩子家长欲卖房凑足五百余万元赔偿款解决善后。故而又引来一波怎么样提高对下一代教育质量的讨论。于此，我大不以为然。

  还原事件的过程：男孩在路边玩耍，把点燃的炮仗扔进化粪池内，引起沼气爆炸，停在路面的数辆高档汽车被炸坏，市政下水道工程与路面亦严重受损，肇事孩子被警察带走。面对巨额赔偿，孩子的父母在劫难逃。

  这让我想起我们这一代人做孩子时放炮的情景。那个年代，户户贫穷，过年能买得起一挂鞭炮的人家少之又少。家境说得过去的孩子，好不容易跟大人讨上两角钱，买一串百头鞭，小心翼翼地拆解开来，一支一支分送要好的小伙伴。为了让那金贵的尤物响出花样，孩子们变着法子燃放。有将鞭炮埋在土堆中点着捻子看烟尘飞扬的，有在鞭炮上覆一瓶盖比试炮响时瓶盖飞起高度的，也有将鞭炮点燃后扔进深井中侧耳谛听回声的，更有能干的，将鞭炮拴在捕获的麻雀腿上，欣赏空中的麻雀被炸出一个跟头后仍奋翅腾起的西洋景。在鞭炮的花样燃放中，孩子们笑，大人们笑得更开怀。

  对比我们当年的行为，这起事故中闯祸的孩子似乎并无过分的出格。其行为后果虽太过震撼，但这是八岁的孩子能预料到的么？或者说，孩子的顽皮劲儿，真的到了十恶不赦的程度么？

  在孩子的眼里，世界是广袤而又自由的。以其八岁的心智，若非明显伤害他人，他想做的事儿，大摡率都可以做。一个下水道隐藏的致命危险，别说是无行为能力的蒙童，即便是受过相当教育的非专业人士，也未必懂得个中玄机。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责怪孩子？

  那么问题来了，谁该对这起惨烈的事故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上的追责讲求因果关系。逻辑告诉我们，这起事故的基本成因有两项，一是点燃的炮仗，二是充满沼气的化粪池。如果把这两个条件从物理学上泛化理解，点燃的炮仗功效无非相当于一截未摁灭的烟头，而化粪池蕴藏的爆炸当量有若巨型煤气储罐。须知，事故的发生地点位于人员流动稠密的公共街区，行人随手扔烟头的行为虽被禁止，却有着极高的发生概率。但在公共场所布设没有一点护栏甚至标识的高度危险源，则实在匪夷所思，其恶劣程度远甚于随手丢弃烟头的行为。从这一点出发，二者责任孰轻孰重，岂非不言而喻？

  扔炮仗引发爆炸，看似偶然，实则有一定的必然性。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有多少行人可能到处乱丢烟头？有多少行驶的汽车可能因为刹车蹦起火星？只不过这回让孩子中招，实乃不幸。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理性思索，也许孩子可以让我们感谢，因为他在老天爷的眷顾下，以侥幸摆脱人身伤害的代价为社会敲响了警钟，为我们的社会尤其是管理部门上了一节生动的安全教育课。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事故发生后，舆论几乎一边倒地集中在对孩子及其家长的责任探究上，鲜有对那口没有一点设防和管护的化粪池寻根问底的。似乎在我们号称岁月静好的家园脚下，那一个个随时有可能将整栋大楼掀翻的地下定时炸弹，本就是天经地义的存在。

  设想，如果苍天无眼，孩子在这起事故中遭遇不幸，还有人指责孩子吗？孩子的家长可不可向有关部门追责索赔？反观社会万象，而今民众的维权意识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酒店滑倒要索赔，商场跌倒要追责，楼上坠物击中行人时，无辜的邻居甚至也须连带认帐。但若仔细琢磨。这些司空见惯的责任追究对象，基本是提供服务的商家和弱小的个体，人们似乎从来不习惯于把挑剔的目光对准管理者或强者。在这起事故中，市政管理部门疏于管理的责任，有若秃子头上的虱子：为啥不在化粪池口设置围栏？为啥不对高浓度的沼气及时排放？为啥不对地面开口实施封闭？为什么不竖立危险警示牌？但凡做到任何一点，事故也许就不会发生。从勤勉履职要求出发，管理部门不但要自行承担经济损失，甚至对受到惊吓、精神遭受巨大创伤的孩子，也应给予说法。

  忽然想起十几年前另一场由花炮引发的灾难。一辆满载烟花的货车途经连霍高速公路义昌大桥时，发生爆炸，致八十米桥面垮塌。经司法机关介入处理，认定原因竟是无资质运输爆炸物、花炮生产厂商超许可范围生产等。最后，所谓的主要责任人张某某被以非法制造爆炸物、危险物品肇事、假冒注册商标等罪名，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遂为案件画上句号。而公路桥梁的设计者、施工者、高速公路的运营管理者均稳坐钓鱼台。于是，随后就有了中国花炮可以比肩尖端军火的笑话。鸣呼，国人己经习惯了柿子专挑软的揑，这本来摆不上台面的生存哲学，若是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奉为圭臬倒还罢了，一旦成为整个社会运行的潜规则，就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度的悲哀了。

  乐观的设想，若化粪池爆炸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第一时间通报信息，举一反三，对辖区类似隐患进行排查，切实加强化粪池管理，并对肇事小孩派专家进行心理疏导，对损毁车辆，协调保险、车主、市政、小孩家长，努力寻求公平和谐的善后方案，那该是何等的温馨可人。

  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肇事孩子被警察按着肩膀带到警局，这画面实在有些虐心。一个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花朵般孩子，竟被司法人员强制带入司法机关，这种行为不能不令人深思。国家尚且有《未成年人保护法》，爱护孩子更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的天职。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为了孩子的人格尊严，难道就不能把非需要谈话不可的地点放在孩子的家里或学校吗？一言以蔽之，在执法者的心目中，八岁的孩子仍然只是执法对象而已。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似觉不吐不快。如此重大的事故，如此重大的损失，如此重大的社会舆论，焉能无合适的责任者担责谢罪。如前所述，在人口稠密的闹市区设置具有高爆危险的化粪池，却不做任何防范，岂非典型的渎职行为。刑法典中的重大生产责任事故罪，难道不就是为此类行为量身定制的么？

  最后再说说孩子，好奇心与想象力是孩子最可贵的特质。而这个特质往往会在孩子的行为中表现出一定的破坏性。记得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全身心投入事业的年轻妈妈，某天回家后发现了自己摆在桌面上的照片不见了。追问三岁的孩子，却原来是孩子将妈妈的照片埋在花盆的土里浇上了水。孩子说希望花盆里能长出一个妈妈，好天天陪着他。当年轻的妈妈扒开花盆找出污损不堪的照片时，瞬间泪流满面。无疑，这是一个懂得孩子且善于管理情感的妈妈。设若这个妈妈以孩子的行为认定其为熊孩子，又以损坏照片为理由胖揍孩子一顿，那该是何等不称职的凄凉。

  言归正传，孩子在成长期的教育不可缺失，但若撇开孩子的天性，以成人的认知标准约束孩子，无疑是教育的失败。一个倡导服从与遵守的社会，除了批量生产奴才外，鲜有人才诞生。愿我们的社会对孩子多一些容忍与鼓励，对弱者多一些关爱，对强者和管理者多一些约束，在执法中把握好天平，莫负了华夏文明的厚重。

  陕西省礼泉县人，先后就读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西北政法大学法律专业。文学学士、法律硕士。经济师、高级律师。

  一九八三年参加工作，一九九零年起从事专职律师工作。现任陕西汉廷律师事务所主任，西安仲裁委员会、渭南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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