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地雷，组装地雷，造地雷，这只是单纯一般性的技术问题。在哪里埋地雷，埋多少地雷，什么时机埋地雷，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战术问题。这是我办训练班，训练部队干部、民兵干部，甚至敞开大门让广大民兵、老百姓都来听讲的目的。

  单纯用一种战法—地雷战，就不能主动有效地杀死敌人。因为地雷是死的，埋下去就不能动。怎么让它动起来，也就是让地雷战成为主动战术，是干部和群众有必要了解的问题。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我办训练班时，后来成为晋察冀军区民兵英雄的李勇就提出来过。我告诉他一个原则“打”，也就是诱敌上钩或逼敌上钩。过去民兵甚至小部队都不敢打，因为靠近路边的地形，不见得都那么有利隐藏和利于撤退。一打就暴露自己，会造成无谓牺牲。我告诉他们在你们隐藏的地方，敌协j于军的公路之间也埋上地雷，使敌人在追击中踏雷，让他们不敢追，这样就变被动为主动了。

  刚开始民兵不敢打，经过训练、实践，使民兵敢打、想打、想办法打，甚至不开枪，用吹牛角、吹哨子、放鞭炮、敲锣、打鼓，诱敌追，在追击中诱敌踏雷。在敌人回程路上埋雷使敌人想不到。因为敌人已经走过这段路，认为没有危险。回程时往往大意。这样地雷就追着敌人炸。我们的小部队和民兵、游击队四处出击，敌人找我时看不见、摸不着，等到他看见了、摸到了，等着他的死神也就来到了。

  游击战，就是一个字“活”。游击队就像麻雀一样，东蹦蹦西跳跳。敌人大队觉得打我们的游击队不值得。但他不打你就咬他，让敌人一进根据地就产生恐惧感。另一种办法是站在敌人的角度去想。敌人会在哪里休息、做饭、取水，你就把地雷埋到哪里。我让工兵干部排成活报剧演，给民兵干部和广大群众看。这样易于战术的推广。我在红军大学当工兵主任教员时，就是用这样的直观教育学生的方式教学，以适应文化水平普遍低的红军干部。通过办大批训练班，每次只用十几天时间，就可以使更多的群众和干部了解地雷战和麻雀战的战术原则。他们就可以创造出无穷无尽的战法。这些战术和地道战、破袭战再结合起来，战术变化就更多了。

  破袭战就是破坏敌人的公路、铁路、通信设施，袭击敌人轴重部队，后勤基地，我们用地雷战就能延续迟滞敌人机动的时间。敌人靠公路、铁路快速机动部队，以便集中兵力“扫荡”我军。若他们失去机动能力，我们就可以集中大部队消灭孤立无援之敌。

  破袭战是游击战的一种战术。它可大，例如1940年的百团大战;也可以小，例如一个民兵去剪敌人一段电话线，在电线杆子下埋上颗地雷，敌人修电话时就可以炸死他。

  地道战配上地雷战，可以更有效地保护地道口。再用麻雀战袭扰，使敌无法安心去找地道口，增加了地道的安全。这些战术只能由人民来掌握，由人民来使用。敌人也曾想以游击战对付我们的游击战，但是他们始终不明白这些战术的精髓，反被我们利用。

  我在组织训练班时，在不同的地区，用不同的方法，就没有重复，使我手下的工兵干部开始无所适从。有些干部是从原二战区工兵学校毕业的科班工兵，他们更没办法理解我的教育学生的方式。在我的耐心帮助下，才使他们认识到因人施教、因地施教的重要性和其真谛。

  毛主席在江西中央苏区的游击战中讲到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在抗日战争中是非常有意义的，不过只是我们用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这些战术去实践了。例如:进地道是退，我们进入地道可以吃饭、休息、喝水。而敌人找地道口，掘地三尺，东挖西挖。只要不威胁我们的地道就不理他。这样可疲惫敌人。再用冷枪袭击敌人，让他不安生。他到井边喝水会踏上地雷;他进院子、屋子里抢东西，也会碰上地雷;他要走，我们的民兵早在他的归路上埋上地雷恭候他了，敌人走得也不顺当。

  我从1941年年底到了晋察冀军区后，认真总结黄崖洞保卫战的经验，在司令员、肖克副司令员及程子华、吕正操等首长的支持下，作为军区工兵主任，我做了三年多破袭战、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的总结，并将它提高、推广、普及，把当地群众的一些创举，综合提高成战术去推广。在推广中再吸收群众的新的创举，再总结、不断地提高。

  抗战初期那种几个鬼子扛着三八大盖枪，枪刺上挑着个膏药旗，赶着几万老百姓逃难的情景，早已不复存在。和抗战初期所不同的是，一些土匪武装和相当数量成建制的军队，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充当汉奸。他们和当地一些地主武装和汉奸组织勾结，为虎作怅，给日军通风报信。另一方面日军残暴的报复行为。当游击队或民兵炸敌人炮楼，或暗杀敌人的通信联络人员，鬼子会杀掉周围村庄的许多村民进行报复，严重威胁根据地民兵的游击活动。为保障根据地游击队的安全，打击汉奸、伪军的嚣张气焰，我就带主力部队打掉铁杆汉奸。而对大部队的行动，日军就无法报复当地百姓了。

  地雷作为一种武器，很早就有了。军队、日本军队，都装备着大量的各式各样的制式地雷。日军、军队都未能把应用地雷发展成游击战术，是因为他们都不具备用这种战术的人和用这种战术的条件。我军大量使用制式地雷是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时，国民革命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根据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的要求，配发制式地雷以后才开始的。

  制式地雷只在重要战斗中才能用。经过太岳军区反“扫荡”，尤其是1941年10月8日，屯留民兵用我八路军总部黄崖洞(黄烟洞)兵工厂造的土地雷，炸死日军大佐联队长和少佐联队参谋长，创造了民兵用地雷战消灭敌军的优秀战例。继而在1941年11月9日至20日的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依托永备工事和地雷战，以100余人的伤亡代价，歼灭日军800余人，再创抗日战争史上成功的战例。

  地雷战作为游击战的战术得到了彭德怀副总指挥的肯定，并以训令的形式颁发，使地雷战得以在各根据地不断深人推广。我作为一二九师工兵主任和晋察冀军区工兵主任不断将这一战术完善、总结、提高、推广，也是职责所在。

  正因为有这一层原因，我于1941年年底到晋察冀军区任工兵主任时，在冀中推广地雷战的过程中，发现冀中军区军民利用串挖“蛤蟆蹲”藏身、藏物的办法，总结提高成战术时，才得到吕正操司令员、程子华政委及广大军民的认可。其实这也是处于大平原坚持抗日游击战，最迫切解决的问题。我先后在冀

  中军区第八、第六、第七、第九军分区、第十军分区及冀中军区所在地，帮他们总结挖地道的经验和解决如何打、藏结合的矛盾。

  冀中军区根据我的意见，于3月20日做出关于挖地道的指示，总结了在对敌斗争中用地道保存自己、打击敌人的经验。他们指出地道斗争对于坚持平原根据地作战，具备极其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强调动员群众自觉地投人这一斗争。

  由于日军“五一”大“扫荡”残酷事实的教训，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的阵亡，冀中军队伤亡人数达46%以上，以及5万多的群众付出伤亡和被掳走的惨痛教训，激发了根据地军民无穷的创造力，才使地道战作为战术确定了它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五一”大“扫荡”后，敌人在冀中的据点增到1635处，公路增到6000多公里，封锁沟增到3000多公里。冀中抗日根据地被分割成2670个小格子。

  只有遵照训令挖地道这一条路，才能在冀中大平原坚持住。“五一”大“扫荡”之后，我再次代表军区去冀中检查工作时，看到军民挖地道已成了自觉行动。

  我这次到冀中根据地时，已不用动员，广大军民已能自觉按训令认真改造地道。在我的指点下，许多地区地道挖到邻村。挖到敌人封锁沟边，监视敌人的一举一动。地道里打防结合，打藏分设，便于作战，便于生存，生活也有了进一步提升。地道战在战火中作为主要的游击战战术逐步成熟起来。

  1942年坚持在无极、定县之间赵户村的第七军分区第二十二团两个连，利用该村已构成的户户相通，片片相连，东西有干线、南北有支线，能藏、能打、能防、能机动的战斗地道体系，并结合环村埋设的地雷200多处，在23天中，打退敌人四次大的进攻，歼敌300余人。

  5月16日，日伪300余人进攻定县东南的北瞳村。该地抗日游击队依托地道，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显示了地道战的巨大威力。但是北疃村领导及其上级领导未能按军区指示改造地道。在村庄被1000多敌人包围后退人地道。敌人挖开地道，施放毒气，致使800余群众死亡。虽然我曾警告过他们，但我仍为此惨剧自责。转至外线的部队，也积极发挥游击战灵活多样之特长，对敌交通线和据点展开了猛烈的攻击，积极努力配合内线部队的斗争，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战果。第八军分区一部，袭击赵扶、姚马渡、文安等据点，并配合军区工兵连，炸毁津浦路上两列火车。

  冉庄位于河北省保定市西南。我指导冀中区和冀中军区军民开展游击战争，用地道战、地雷战杀伤日军，保护自身的干部和军队。数次到过这个村庄。这个村的民兵，响应晋察冀军区及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的号召，与冀中地区军民一道用地道战打击和消灭敌人，创造了不少光辉的战例，成为当时远近闻名的战斗村。

  从1941年开始，特别是进人1942年的艰苦岁月，我建议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为了使游击战在平原地区得到有特长的发挥，遂号召冀中平原的广大军民普遍开展挖地道的活动，决心以地道战的作战形式，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于是一场广泛的群众性的地道战在冀中大地展开了。在冀中各地区，地道的构造得到了不断改造和完善，并且形成两种重要的游击战术，出现了“井”字式、“棋盘”式、“连环”式等多种多样的地道。且地道之间有干线、支线相连接，并建有安全室、休息室等。储备饮水、食品和弹药等物资。地道出口的设计越来越巧妙。大多设在炕中、锅台下、磨盘下、牲口槽、水井壁等处。并在进出口附近设置了保护地道口的暗火力点。为便于观察，在墙角、高台阶、高房、门楼上，构筑活动燎望孔。有的还用以掌握和操纵地雷。为便于长时间坚持战斗，还利用烟囱、水井等设置了通气孔。多数地道内安装了卡板、卡墙、活动翻口、翻板，以防敌人放水、放毒或烟熏。并与陷阱、地雷相结合，以杀伤可能进入地道的日伪军。经过多次战斗实践，不断改造，初步形成了户户相通、村村相连;既能隐蔽、机动，又便于作战的地道网。并使地道与地面高房工事地堡等地上工事结合起来，成为能藏、能打、能机动的以地道为主体的阵地体系。这成了冀中平原军民长时间坚持抗日斗争的坚强地下堡垒。冉庄的地道在冀中地区是尤为典型，尤有特色的。它主要有四条干线公尺。顶上土厚两公尺以上。做到村内户户相通，村外可通往附近的孙庄、姜庄、隋家坟、河坡等村。全长达巧余里。冉庄民兵依托地道工事，隐蔽兵力，以暗对明，采取藏打结合的灵活机动战术，在多次战斗中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

  1945年6月20日，驻保定、白团等地的日伪军1000余人向冉庄进犯。冉庄民兵先在村边利用工事和暗火力点，以地雷和火力阻击杀伤日伪军，尔后迅速转人地道。当日军冲到村东口企图破坏地堡和工事时，民兵通过了望孔观察并拉响地雷，当即炸死日军数人。与此同时，村北老母庙、南口地平堡、东街碾子堡和十字街附近民兵，不断从暗室和高房工事的射击孔向日、伪军开火。经数小时激战，毙伤日、伪军29人。民兵神出鬼没的行动，把日、伪军打得晕头转向，遂被迫撤退。数日后，日、伪军又集中2000余人再次进犯冉庄。先用迫击炮向村内猛烈轰击，尔后步兵迅速向村内冲击。当其进至村口时，踏响了民兵埋设的土制地雷，炸死日军10余人。进村后，眼看四处空无人影，便毫无目标地盲目射击，东冲西撞。一群伪军进至东街时，其团长即被隐蔽在小庙工事中的民兵击毙，一名伪军去拖拽团长尸体，又被当场击毙。当大批日伪军进人村北布雷区时，隐蔽在暗室中的五名民兵当即拉响了11颗地雷，炸死10余敌人。尔后，民兵用步枪射击，又击毙20余人。日伪军无处躲藏，乱作一团，分头向南北两个方向溃逃。数十分钟后，20余名伪军前来收尸，民兵再次拉响地雷，又炸死5人。经13个小时战斗，打退了日伪军进攻。敌人在我民兵打击下，只好用准备运抢掠物资的大车拉着33具死尸狼狈逃窜。冉庄民兵在抗日战争期间用地道战，击毙日伪军百余人，并缴获大量枪弹和物资。当时敌伪军惊骇地说:“宁走黑风口，不从冉庄走。”

  灵丘南山地区，是抗日战争时期我晋察冀北岳一分区和地委的所在地，纵横约百余里，四周是祟山峻岭，中间是平原，区内横贯一条公路，在上北泉至下关镇之间，有路过崖和黄崖角两处险要地段。1943年我曾在一区和四区办过民兵干部训练班，讲解地雷战术及如何与麻雀战相结合的战术。1944年10月，敌人由灵丘、浑源和大同等地，拼凑了400多人的兵力，企图用一个月的时间，向我灵丘南山地区的下关镇根据地进行“扫荡”，一举摧毁我北岳一分区和地委等指挥机构，减弱我抗日武装力量，并抢掠粮食。10月11日，我北岳一分区和地委得知:敌人于12日清晨由灵丘出发，当晚到达上北泉，13日向下关镇进犯。分区当即将这一情况通报一区、四区，令其组织民兵在路过崖和黄崖角等处埋设地雷，对敌人进行地雷伏击战。一区、四区接此命令后，立即集合民兵进行紧急动员和战斗准备。担负在路过崖设伏任务的民兵在现场研究了敌情、地形后判断，敌由上北泉向下关镇开进时，可能在路过崖休息。于是，民兵在路过崖附近用300多颗地雷埋设了六个地雷群。尔后在分路两侧的土墩后面和山上隐蔽待机。在黄崖角设伏的民兵50余人，在村北两里长的河滩上埋设了一个地雷群。在四亩梁、桃树坡两道山岗之间，各设了一道地雷封锁线。民兵布置完毕后，分别到指定位置做隐蔽待机。

  13日上午，敌开始由上北泉出发，向下关镇方向前进。当敌到达路过崖山口准备休息时，我埋伏在路南土墩上的民兵突然向敌人猛烈射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敌组织力量向土墩进行冲击，刚冲进树林，即踏响地雷群，雷声四起，冲在前面的敌人大部被炸死，后面的掉头就逃。敌指挥官见势不妙，提着手枪拦阻后退之敌，企图重整队伍进行反扑。这时，我埋伏在南山上的民兵，再次向敌射击，敌为避开我雷区，便绕过树林向南山上的民兵冲击。当敌接近南山时，又陷入我第二线雷群，被炸伤一部。敌两次冲击未成，便收尸准备逃窜。此时，我隐蔽在路北山上的民兵，又以土枪、土炮向敌射击，诱敌进人路北雷群。然而，敌人已不敢再向我冲击，直到天黑才沿着水沟向西南方向前进。由于敌人在路过崖遭我打击，异常惊骇，加上沿水沟行进，一夜只走了5里多路。到14日拂晓才上了公路。

  14日上午8时，当敌前进到黄崖角，距我民兵阵地3里左右的河滩转弯处时，我民兵向敌进行了猛烈的射击，敌当即散开企图隐蔽。这时，我地雷接连爆炸，敌顿时大乱，敌大队长当场被我击毙。

  敌遭我路过崖和黄崖角民兵两次打击后，已伤亡过半。于是改变了向下关镇“扫荡”的计划，企图经炊岭村和银厂村向灵丘逃窜。我地委遂组织民兵准备在银厂村一带对敌进行再一次的打击。根据敌人活动规律，民兵们判断:敌到达银厂村后，可能要做饭、休息。于是决定利用锅灶埋雷炸敌。民兵们将6个锅灶拆掉了4个。在留下的两个锅灶下面，各埋了20多颗地雷。15日晨，敌到达银厂村，果不出我民兵所料，敌准备做饭。当时，天正下着小雨，不少敌人都跑进房中避雨。当敌人生火时，20多颗地雷突然同时爆炸，顿时墙倒屋塌，当场炸死日军20多人，炸伤10多人。敌人抬着伤员和尸体向灵丘狼狈逃窜。这样灵丘南山地区地雷伏击战，历时三天，战斗三次，共炸死炸伤敌大队长以下220人，缴获大批和其他军用物资，彻底粉碎了敌人对我北岳一分区和地委进行“扫荡”的计划。

  尖地角村是河北省曲阳县一个只有17户人家的小村庄。1943年9月16日，1700多名日寇进山“扫荡”，占领了离这个村不远的立台、武家湾、范家庄。

  尖地角村党支部书记兼民兵队长李殿冰就是在地雷战集训班培养出来的优秀民兵骨干。他和三个民兵，决心不让敌人得到片刻安宁。他们采取主动出击的方针，当晚就赶到武家湾、范家庄之间袭扰敌人。鬼子遭到袭扰，胆战心惊，以为被我主力部队所包围。遂两个村的敌人一齐向中间地带对攻起来。我民兵早已撤离，敌人整整对打了一夜，吃了“哑巴亏”。

  第二天，鬼子恶狠狠地向尖地角村扑来。民兵们预先在路口、村内、井台边、房门口、水桶底下，到处埋上或挂上地雷，并在村西小山头上设下埋伏。

  敌人刚到地雷阵附近，民兵们迎头打了一阵排子枪，慌乱中的鬼子踏响了地雷，爆炸声震天动地，眨眼工夫就杀伤敌人50多名。鬼子恼羞成怒，出动爪子沟和鸡蛋沟里的大批人马，把民兵包围起来。但民兵熟悉地形，行动迅速，抄小道转移到了寺沟东岭。一上岭，就看见沟底下有一队鬼子正朝中左村开来。

  民兵们一阵排子枪，又打死了18个鬼子。敌人以为碰上了八路军，背着死尸，丢下毛驴和抢来的粮食，仓皇逃走了。20日拂晓，日寇开始搜山。民兵们在寺沟与敌遒遇，打死三个鬼子后，迅速转移到别处。敌人搜来搜去，找不到民兵的踪影，只好撤出中左、口头等村，准备返回范家庄。民兵们在半路又来了突然袭击，打死一个日军指挥官和一个翻译。当敌人反应过来并开始向民兵进攻时，民兵早已隐匿得无影无踪。日军找不到目标，便盲目射击，最后被迫撤回。在反“扫荡”中，尖地角村民兵共作战27次，打死打伤日伪军200余名，缴获步枪3支、电线头，以及其他战利品。尖地角村的民兵还和周围各村民兵一起，以神出鬼没的麻雀战，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狠狠打击敌人，迫使敌人撤出了山区，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北孝墓村位于河北省曲阳县西北。日军占领曲阳县城后，在城北灵山设一据点。两地敌人往返时，必经北孝墓村。1945年4月4日，曲阳之敌约150人去灵山据点换班，行至灵山西南之漫石道沟附近，遭我部队伏击，仓皇进人灵山。当夜民兵配合部队，打击日军辎重部队

  我灵山附近的村小队，又对灵山据点之敌进行了袭扰。原灵山之敌换班后，5日未返回曲阳。我曲阳县九区武委会分析了敌情，判断原灵山之敌可能于6日返回曲阳，曲阳之敌可能派出部队接应。于是决定在北孝墓村以村内伏击和村外阻击相结合，与敌展开一场村落战斗。4月6日晨，曲阳外出接应之敌由县城出发，行至北孝墓村北踩响地雷两枚。我民兵将其放过，敌继续向灵山方向前进，并在南村与由灵山返回之敌会合后向曲阳方向前进。敌刚走出村口，我隐蔽于村西南高地上的民兵，当即给敌人打击，尔后转移到北孝墓村西侧高地上。当敌行至北孝墓村村北高地通道口时，我高地上的民兵以步枪向敌齐射，尔后逐次转移到村东高地上。敌遭我两次打击后，即以30余人携机枪一挺，向我村西阵地猛扑。我民兵还击后撤至村西南高地上。敌主力乘机沿公路向村内运动。此时，我隐蔽在村西北角工事内的民兵，向敌射击。敌受阻后，以一路沿村西之河沟运动，在沟内踩响两枚地雷，后占领我村西高地。一路沿村北之高地运动。当敌人进大村内到达我村西与村东北角之火力交叉处时，地雷突然爆炸，步枪齐射，村西之敌始知中了埋伏，即以机枪向我村内工事射击。我在村南占领阻击阵地之民兵，见敌火力转移，则向敌进行反击。敌在我内外夹击下，慌忙退出村外。在村南又遭我南孝墓村警戒组阻击。我村内小分队闻声后向敌发起追击，追至村南五六里，敌主力与沿村东山地运动之敌会合，尔后向曲阳城方向逃窜。此次战斗，共持续了三个小时，毙伤敌人43名，缴获了敌人大批物资。

  日伪军对晋察冀军区的多次残酷的“扫荡”，所实行的杀光、抢光、烧光政策，能够说是规模空前的。仅冀中部队在1941年秋和1942年几次反“扫荡”中阵亡1600余人，负伤2500余人。阵亡将士中，含常德善、王远音、袁心纯等团职职以上领导干部40余位。

  我抗日军民之所以能取得反“扫荡”作战的胜利，最终的原因就是始终遵偱贯彻毛主席《论持久战》的精神。在晋察冀军区首长指挥下，运用游击战灵活多变的作战原则，充分的发挥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集破袭战、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于一体，进行多种形式综合并用的游击战。

  在这些战术的总结、提高、推广、运用中，我不过是尽到一个工兵主任的职责而已。

  这些战例只是晋察冀军区在反“扫荡”作战中，千千万万次战斗中的许许多多优秀战例中的很典型的战例。仅仅这些战例就可以证明:只有动员人民群众，才能进行这场反侵略战争，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才能赢得这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